发布时间：2022-06-16 08:50:15   点击次数：340

“双减”政策落地后，中小学生课后服务需求增大，学校覆盖率和学生参与率大幅度提高，但现实诉求、政策期许与实践中还存在不少问题，制约着课后服务质量与水平的提升。


课后服务是事关国计民生的重要民心工程。“双减”是党中央站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作出的重要决策部署，是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在教育领域的具体体现。国家“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要减轻家庭生育、养育、教育负担，释放生育政策潜力。“双减”政策的出台和实施，是降低“三育”成本的重要行动。课后服务最初是为解决“三点半难题”而提出的，现已成为积极生育支持政策体系的组成部分，不仅能解决家长接送孩子的后顾之忧，而且有利于促进学生健康成长，降低家庭教育开支，支持学生家长尤其是母亲的就业选择，让更多育龄人口愿意生、养得起、教得好，是“顺民意、暖人心”的民生工程。



课后服务是促进教育公平普惠的重要举措。“双减”政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构建教育良好生态，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健康成长。伴随经济社会发展和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家长对子女教育的期望、需求及选择日趋多样化，由学生课后学习生活安排差异引起的学生发展差距不断加大，尤其是一些受功利驱使和资本裹挟的校外培训机构，过度营销和制造焦虑，危及义务教育事业健康发展。让教育回归学校，回归公益，由学校提供普惠性、高质量的课后服务，是维护教育公平和教育生态的关键举措。



课后服务成为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的重要环节。随着“双减”政策落地，在家长们的托管刚性需求得到满足后，课后服务时段逐渐被赋予更多的教育期待。“十四五”时期，我国要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促进教育公平与质量提升”成为新时代教育改革发展的价值追求，教育部印发的《义务教育质量评价指南》提出将“实现课后服务全覆盖，提高课后服务质量”列入“学校办学质量评价”重要维度。为此，义务教育学校必须将课后服务纳入学校教育教学整体规划，使服务内容提供与校本课程开发、学校特色建设结合起来，为学生提供德智体美劳等各个方面、形式多样的课后育人活动，满足学生多样化、自主化、个性化发展的要求，实现学生课后发展中的教育过程公平，并进一步向纵深的质量公平发展。



课后服务成为建设家校社协同育人共同体的重要桥梁。中小学课后服务作为一种新型教育形式，是基于家庭、社会、政府三方合作并交由学校代理举办的一项特殊的教育服务，是学校教育的延伸和家庭教育的补充。针对目前课后服务各方权责界定模糊、家庭教育缺位、服务内容窄化等问题，关键是强化家庭监护和教育职责，引入社会力量丰富学校课后服务。完善家长申请、班级审核、学校统一实施的工作机制，课后服务原则上需要家长与学校签订课后服务协议，明确双方权责，学校将学生参与课后服务纳入校方责任险和附加无过失责任保险范围，防范和化解学校课后服务活动中的安全风险。落实家庭教育促进法，强化父母或其他监护人要承担起对未成年人实施家庭教育的主体责任，防止为支持家长工作一味延长课后服务时间，导致儿童课后生活过度学校化问题。此外，课后服务作为学校与社会衔接的中间地带，要充分挖掘校外教育活动场所、社区教育资源、社会公益力量等资源，建立健全校外力量引入和管理机制，增强课后服务活动的多样性与专业性，促进课后服务向校社融合的方向发展。



在推进课后服务工作中，课后服务师资配置问题是焦点和难点。目前从各地的实践来看，学校教师是课后服务的主力军，也是课后服务质量的决定性因素。如何调动教师的积极性参与课后服务？如何在减轻学生学习负担的同时也减轻教师工作负担？如何统筹多方资源共同做好课后服务？



厘清这些问题是推动课后服务良性发展的关键环节，也是推动“双减”政策落地的现实需求。



各地实行课后服务以来，学校普遍反映作为“主力军”的教师负担明显增加。由于不少学校课后服务师资缺口比较大，大多数学校都是利用本校的教师资源开展相关课后服务延时课程，很多教师在校工作时间明显高于原来的8小时工作制，特别是班主任、骨干教师与学校管理干部更是如此。课后服务的教师工作权责和边界不清晰，过长的工作时间，导致教师工作压力过大。



课后服务一定程度上挤压了教师的休息时间，加剧了教师的角色冲突，使得教师在家庭和工作之间更难以达到平衡。学生课后服务多元需求对教师能力提出了新要求，教师不仅要满足对学生的看管这一基本需求，更需要科学设计丰富的、高质量的课后服务内容，针对性地开展活动，并提供专业化指导，这对教师也造成了新的压力。



还有一些学校，在课后服务经费、资源得不到保障的情况下，化激励为惩罚，如与岗位晋升、评优评先挂钩，要求教师义务参与课后服务或直接摊派任务。这种做法忽视了教师的自由选择权，忽视了他们参与课后服务的情绪情感和价值追求，导致部分教师对课后服务持有消极态度，产生了抵触与倦怠情绪。



在学校教育中，教师与学生是统一体。当教师工作负担过重，不仅他们的专业知识、教学能力处于透支状态，其教育视野、教育格局都会受影响，过重的工作负担还会制约教师的专业自主性，降低教师对工作的满意度和职业的幸福感，削减教师职业的吸引力。教师过重的工作负担，也会损害身心健康，弱化自我效能感，这不利于教师专心从教，会影响教育质量的稳步提升。



因此，要想课后服务高质量发展，必须解决好教师工作负担过重问题，必须像关注学生学习负担一样，高度关注教师的工作负担。



学校作为课后服务政策的执行单位，要对课后服务质量和水平负责。教师是影响课后服务质量的核心要素，高质量的课后服务需要高素质的教师团队来支撑。课后服务的质量和水平由教师决定，教师为课后服务的课程设计、作业设计、课业辅导、活动组织等负责，教师的工作直接关系课后服务的质量和效益。所以，为教师参与课后服务创设良好的工作环境，调动和激励教师参与课后服务工作成为关键。



参与课后服务带来教师工作量的增加、休息时间减少，可以采用适当补偿原则，对参与课后服务的教师在经济报酬、职称评聘等方面进行倾斜，以实现教师的实际损失与收益的平衡。对于参与课后服务的校内教师，学校应根据授课时长、学生人数重新进行绩效工资测算，给予一定的经济补偿。同时，优化中小学教师绩效工资方案，充分考虑教师参与课后服务的因素，确保课后服务经费主要用于参与课后服务教师和相关人员的补助，提高教师积极性。



只有教师的付出得到了肯定和合理的补偿，才能充分调动教师的积极性，确保课后服务水平的提升。



课后服务不是权宜之计，而是全面育人的有机组成部分。学校需要站在立德树人的高度，科学统筹、合理安排课后服务师资，厘清课内与课外的界限，破解难为之困，寻找平衡点，统筹社会、家庭等多方资源，共同做好课后服务工作。



就学校内部而言，在课后服务推进过程中，一些学校把压力主要放在了班主任等部分岗位或部分学科教师身上。对此，各校要综合考虑教师岗位职责、学科专业和实际工作量等因素，公平、合理地分配教师及工勤人员的任务。教育管理部门必须考虑合理配置学校专任教师与非专任教师的比例，并在非专任教师中明确职员、教辅人员与工勤人员的最低比例。



当下，一些学校探索建立AB岗制度，方便参与课后服务的教师应急调整、交替轮岗；还有一些学校配备了副班主任，合理界定正副班主任职责分工及相关待遇，统筹做好班级管理工作，避免因弹性上下班产生班主任缺席班级管理问题。这些做法都值得借鉴。



学校要充分利用网络场域下的线上资源和课程服务，实现课后服务的个性化。“双减”政策提出“做强做优免费线上学习服务”，进一步拓展课后服务的空间范围。以信息技术与大数据为特征的线上教育资源，为教师突破教育时空的局限、促进优质教育资源的共享、提高课后服务质量和水平提供了更多便利。



后疫情时代的课后服务，教师应该充分借助互联网和人工智能的教育契机，实现课后服务的智能化与定制化，将德育、智育、体育、美育、劳动教育内容有机融合，更好地实现全面育人的教育目标。



为了解决课后服务师资短缺问题，还要积极统筹社会资源，吸纳更多社会专业人士参与课后服务，实现课后服务教育人员的多样化。现实中，学校教师提供的课后服务无论是种类上还是质量上，都难与校外机构相比，对此，可以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形式向第三方培训机构采购课后服务课程，也可以与少年宫、青少年活动中心等社会机构共同开展合作。这种做法一方面可以缓解教师参与课后服务的压力，另一方面也能真正提升课后服务质量，满足学生的需求。



同时，学校还可以根据学生需求和课程设置需要，聘请专业院校教师、退休教师、体育教练、文艺科普工作者、能工巧匠、“非遗”传承人、家长讲师团成员、大学生和社区志愿者等社会各界人士参与校内课后服务。比如，可以充分激发中小学生家长在加强家校合作方面的参与意愿，努力开辟多种适宜的途径，吸纳其充实到课后服务团队中，为家长创造直接参与课后服务机会的同时发挥家长协同作用，实现家校共同参与、协同管理。